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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怀德（今韩国大田广域市怀德站）有一间不大的院子，真的不大，面积与普通人家差不多，若不是房顶用的是灰瓦而不是这个年代朝鲜平民常用的茅草，差一点让人误以为是普通百姓之家。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这宅子采用的是山墙式建筑，房屋以木材为搭架，墙壁则是以泥墙刷白，屋顶的斜面很有特色，当地人称之为“九脊顶”。宋时烈悠闲地坐于家中的一口水井旁，井中没有水，只是为了美观而设的景观。一名茶童恭敬地为他煮水冲茶，与大数朝鲜人喜欢用大麦、人参、三珍泡茶不同，作为大儒，他喜欢喝来自中华的绿茶，尤其喜饮信阳本山茶（信阳毛尖）。茶童的年纪不大，冲泡的技艺却是极佳，宋时烈先是欣赏了一番浓郁翠绿的茶汤，忽而小饮一口，含在口中，回味悠长。
——
作为理学大儒，宋时烈的一生可谓波荡起伏。
崇祯八年（1635年）他成为凤林大君李淏的师傅，为大君讲授儒家经典。然而没过多久，丙子胡乱发生，清军入侵朝鲜，仁祖被迫承认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出城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大礼，并答应一系列不平等条件：断绝与原宗主国明朝的关系，以长子李溰（昭显世子）、次子李淏（凤林大君）赴盛京充作人质，每年朝贡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茶千包、胡椒十斗……出动战船和兵员协助清军攻打皮岛，禁止修建城堡等防御工事。清朝还要求朝鲜交出亲明派官员，洪翼汉、尹集、吴达济等人被押赴盛京（沈阳）杀害。为了感谢大清的仁德，朝鲜还被迫于三田渡建立颂扬皇太极的大清皇帝功德碑，后又建立迎恩门来接待清朝使者。史称“丁丑下城”，又称“三田渡之屈辱”。
这一事件被朝鲜的爱国志士视为奇耻大辱，儒士和官僚中出现了弃官归隐的倾向。宋时烈与金尚宪、李惟泰、宋浚吉、金集、俞棨、尹宣举等人隐居于忠清道（湖西）的山林之中，被称为“湖西山林”，也就是后来西人党中的“山党”，不愿意接受仁祖的任何任命。他们高举反清斥和的旗帜，以朱子学的名分论和义理论的守护者自居，推尊当时反清斥和的领袖金尚宪为“大老”。仁祖二十二年（1644年）六月，宋时烈听说明崇祯帝自缢，为之举哀，并说：“自古国君死社稷有几人哉？今我皇上之自靖，实可钦叹！”“虏（指清朝），予仇也，誓不忍共戴一天。积怒累怨，衔痛匿恨。卑词之中，冤恨愈切；金币之中，谋猷愈壮”，还不断强调壬辰倭乱期间明神宗的再造之恩，“至于壬辰之变，受报酬勤，宗社亡而复存，生民死而复生，环东土数千里，一草一木，何莫非帝（指明神宗）德之所濡哉？”此后，昭显世子病死，凤林大君从清朝回来，成为世子。因为做过凤林大君的老师，仁祖召宋时烈来辅导新世子，可他却记恨着丁丑胡乱时仁祖的软弱表现，拒绝应召，直到仁祖死后，凤林大君继位，是为孝宗，才肯与金集、宋浚吉等应召进京，面见孝宗，并上《己丑封事》，提出十三条建议。
朝鲜孝宗李淏，早年受封凤林大君，丙子胡乱期间在江华岛被清军俘虏，后与其兄昭显世子李溰一同被押赴清朝为质，足足过了八年的人质生涯，期间不知受了多少屈辱。如今继位，自然想复仇。可当时朝中掌权的西人党分为四派：洛兴府院君金自点为首的洛党、原平府院君元斗杓为首的原党、金集等“山林”儒者势力为首的山党、金堉等汉城政界官僚为首的汉党。势力最强的洛党、原党一向亲清，曾强制要求在所有场合均使用清朝年号。孝宗继位后，先是接受弘文馆应教赵赟之建议，不在仁祖玉册、志石中写入清朝年号，传递出明确的反清信号；接着又起用反清的山党人士，任命金集为礼曹参判、大司宪，宋浚吉为司宪府执义，宋时烈为司宪府掌令，还召见了已经隐居的斥和派重臣金尚宪；很快，又将金自点流放，元斗杓罢官。牢牢掌握大权后，他开始酝酿“北伐论”，计划配合中原反清势力反清复明、一雪丁丑下城之耻，一有空就在昌德宫后苑练习骑射功夫，操练青龙刀、铁铸大椎等兵器，并求将才若渴。为试探臣下的政治态度，又在经筵中强调汉武帝能雪平城之耻，故优于汉文帝，这与传统儒家史观对汉文帝的评价高于汉武帝不符，因而遭到在场儒臣的反对。但宋时烈却从中悟出了自己的这位弟子想要“北伐”的深意，在所上封事中提出“修政事以攘夷狄”的主张，积极回应孝宗的“北伐论”。
然而，正当朝鲜君臣打算大干一番之时，被流放的金自点心腹李馨长密告清朝，称孝宗罢黜亲清旧臣、起用斥和士人，密谋反清，还送去了不写清朝年号的仁祖长陵志文文本作为证据。恰好此时孝宗向清廷上奏汇报“倭情”，请求允许朝鲜修筑城池、训练士兵来防备日本，惹得多尔衮大怒。顺治七年（1650年）春，这位摄政王派祁充格等六名使臣去敲打朝鲜，是为六使诘责事件。孝宗听说后“大惊忧，达夜不寐”，不得不重新起用已被罢官的亲清派大臣元斗杓为远接使去义州侦察情况。恰巧此前，山党和汉党又围绕实施大同法和选拔人材的问题产生出矛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尚宪、金集、宋浚吉、宋时烈等山党人士不得不弃官离开朝廷。
六使诘责事件最终雷声大雨点小，清使只问了筑城一事。最后孝宗认王族锦林君李恺胤之女为自己的义女、封为义顺公主，将这位义顺公主嫁给多尔衮，化解了这场外交危机。孝宗九年（1658年），汉党领袖金堉病死，孝宗征召宋时烈为吏曹判书、右赞成，在野数年的山党终于开始执掌朝鲜大权。孝宗想任用宋时烈主持北伐大计，他单独召见老师于昌德宫熙政堂，就北伐满清的问题展开秘密讨论，是为“幄对说话”。虽然具有共同的反清立场，但君臣二人却有明显的分歧，宋时烈强调“养民足食”，想先富国再强兵；而孝宗则一心“养兵”，主力先“养兵”再“养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孝宗察觉出自己的身体不行了，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幄对说话”两个月后，孝宗即去世，这位国王一生都想反清、雪丁丑下城之耻，可惜天不假年，长期的人质生涯和国事操劳耗尽了他的生命。
孝宗死后，王世子李棩继位，是为显宗。显宗是父母在盛京（沈阳）为人质时出生的，四岁时随父回国，当时年龄小，对清廷的仇恨没有父亲强烈，因为娶了汉党首领、领议政金堉的孙女为妻（明圣王后），政治观点偏向汉党。自古党争最是无情，虽然山党和汉党同属西人党，却渐渐水火不容。因为孝宗是在兄长昭显世子死后继承的王位，宋时烈为首的山党大臣主张将孝宗按庶子继后来处理，仁祖遗孀慈懿大王大妃赵氏（庄烈王后）为孝宗行期年服(一年)便可；与汉党结成政治同盟、互相提携的南人党趁机发难，发起“礼讼”。南人党首领许穆、尹鑴、尹善道等认为应将孝宗视为嫡长子，大妃行齐衰之服（三年）。其中尤以做过孝宗老师的尹善道言辞最为激烈，上升到“天地之尊卑、宗社之存亡”的程度。
久经政治风雨的宋时烈立即明白，政治大风暴来了。表面上看，争的只是服几年丧的小事，实际上争的却是孝宗继位的正统性和哪个党派能掌握朝鲜大权。宋时烈的师傅金集与昭显世子关系密切，因而山党无法承认孝宗的嫡长子身份。这也是孝宗为什么执政九年、根基巩固后才开始重用山党的原因。作为孝宗的老师，宋时烈对孝宗是有感情的，但作为党魁，他却不能心软，亲自为孝宗撰写志文，认为既然有昭显世子存在，那么孝宗就是“体而不正”（虽然继承王统，但不是嫡长子），应视为庶子，主张慈懿大妃为孝宗行期年服。又联合大多数西人党官员，指责尹善道“假托论礼，用意阴凶”，要求从严惩处。由于西人党势大，再加上《经国大典》（即“国制”）规定无论长子、众子之丧，母亲皆行期年服，显宗决定采取西人党的主张，但考虑到尹善道是孝宗的师傅，减死发配三水郡。这场礼讼以宋时烈为首的西人党胜利而告终，但也让年轻的显宗对西人党产生了疑忌，毕竟说自己的父亲不是嫡长子，等于是说自己得位不正，开始逐渐起用许积等南人出身的官员。南人党也与西人党中的汉党结成政治同盟，共同抗衡山党。(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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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学大儒，宋时烈的一生可谓波荡起伏。
崇祯八年（1635年）他成为凤林大君李淏的师傅，为大君讲授儒家经典。然而没过多久，丙子胡乱发生，清军入侵朝鲜，仁祖被迫承认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出城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大礼，并答应一系列不平等条件：断绝与原宗主国明朝的关系，以长子李溰（昭显世子）、次子李淏（凤林大君）赴盛京充作人质，每年朝贡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貂皮百张、鹿皮百张、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茶千包、胡椒十斗……出动战船和兵员协助清军攻打皮岛，禁止修建城堡等防御工事。清朝还要求朝鲜交出亲明派官员，洪翼汉、尹集、吴达济等人被押赴盛京（沈阳）杀害。为了感谢大清的仁德，朝鲜还被迫于三田渡建立颂扬皇太极的大清皇帝功德碑，后又建立迎恩门来接待清朝使者。史称“丁丑下城”，又称“三田渡之屈辱”。
这一事件被朝鲜的爱国志士视为奇耻大辱，儒士和官僚中出现了弃官归隐的倾向。宋时烈与金尚宪、李惟泰、宋浚吉、金集、俞棨、尹宣举等人隐居于忠清道（湖西）的山林之中，被称为“湖西山林”，也就是后来西人党中的“山党”，不愿意接受仁祖的任何任命。他们高举反清斥和的旗帜，以朱子学的名分论和义理论的守护者自居，推尊当时反清斥和的领袖金尚宪为“大老”。仁祖二十二年（1644年）六月，宋时烈听说明崇祯帝自缢，为之举哀，并说：“自古国君死社稷有几人哉？今我皇上之自靖，实可钦叹！”“虏（指清朝），予仇也，誓不忍共戴一天。积怒累怨，衔痛匿恨。卑词之中，冤恨愈切；金币之中，谋猷愈壮”，还不断强调壬辰倭乱期间明神宗的再造之恩，“至于壬辰之变，受报酬勤，宗社亡而复存，生民死而复生，环东土数千里，一草一木，何莫非帝（指明神宗）德之所濡哉？”此后，昭显世子病死，凤林大君从清朝回来，成为世子。因为做过凤林大君的老师，仁祖召宋时烈来辅导新世子，可他却记恨着丁丑胡乱时仁祖的软弱表现，拒绝应召，直到仁祖死后，凤林大君继位，是为孝宗，才肯与金集、宋浚吉等应召进京，面见孝宗，并上《己丑封事》，提出十三条建议。
朝鲜孝宗李淏，早年受封凤林大君，丙子胡乱期间在江华岛被清军俘虏，后与其兄昭显世子李溰一同被押赴清朝为质，足足过了八年的人质生涯，期间不知受了多少屈辱。如今继位，自然想复仇。可当时朝中掌权的西人党分为四派：洛兴府院君金自点为首的洛党、原平府院君元斗杓为首的原党、金集等“山林”儒者势力为首的山党、金堉等汉城政界官僚为首的汉党。势力最强的洛党、原党一向亲清，曾强制要求在所有场合均使用清朝年号。孝宗继位后，先是接受弘文馆应教赵赟之建议，不在仁祖玉册、志石中写入清朝年号，传递出明确的反清信号；接着又起用反清的山党人士，任命金集为礼曹参判、大司宪，宋浚吉为司宪府执义，宋时烈为司宪府掌令，还召见了已经隐居的斥和派重臣金尚宪；很快，又将金自点流放，元斗杓罢官。牢牢掌握大权后，他开始酝酿“北伐论”，计划配合中原反清势力反清复明、一雪丁丑下城之耻，一有空就在昌德宫后苑练习骑射功夫，操练青龙刀、铁铸大椎等兵器，并求将才若渴。为试探臣下的政治态度，又在经筵中强调汉武帝能雪平城之耻，故优于汉文帝，这与传统儒家史观对汉文帝的评价高于汉武帝不符，因而遭到在场儒臣的反对。但宋时烈却从中悟出了自己的这位弟子想要“北伐”的深意，在所上封事中提出“修政事以攘夷狄”的主张，积极回应孝宗的“北伐论”。
然而，正当朝鲜君臣打算大干一番之时，被流放的金自点心腹李馨长密告清朝，称孝宗罢黜亲清旧臣、起用斥和士人，密谋反清，还送去了不写清朝年号的仁祖长陵志文文本作为证据。恰好此时孝宗向清廷上奏汇报“倭情”，请求允许朝鲜修筑城池、训练士兵来防备日本，惹得多尔衮大怒。顺治七年（1650年）春，这位摄政王派祁充格等六名使臣去敲打朝鲜，是为六使诘责事件。孝宗听说后“大惊忧，达夜不寐”，不得不重新起用已被罢官的亲清派大臣元斗杓为远接使去义州侦察情况。恰巧此前，山党和汉党又围绕实施大同法和选拔人材的问题产生出矛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尚宪、金集、宋浚吉、宋时烈等山党人士不得不弃官离开朝廷。
六使诘责事件最终雷声大雨点小，清使只问了筑城一事。最后孝宗认王族锦林君李恺胤之女为自己的义女、封为义顺公主，将这位义顺公主嫁给多尔衮，化解了这场外交危机。孝宗九年（1658年），汉党领袖金堉病死，孝宗征召宋时烈为吏曹判书、右赞成，在野数年的山党终于开始执掌朝鲜大权。孝宗想任用宋时烈主持北伐大计，他单独召见老师于昌德宫熙政堂，就北伐满清的问题展开秘密讨论，是为“幄对说话”。虽然具有共同的反清立场，但君臣二人却有明显的分歧，宋时烈强调“养民足食”，想先富国再强兵；而孝宗则一心“养兵”，主力先“养兵”再“养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孝宗察觉出自己的身体不行了，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幄对说话”两个月后，孝宗即去世，这位国王一生都想反清、雪丁丑下城之耻，可惜天不假年，长期的人质生涯和国事操劳耗尽了他的生命。
孝宗死后，王世子李棩继位，是为显宗。显宗是父母在盛京（沈阳）为人质时出生的，四岁时随父回国，当时年龄小，对清廷的仇恨没有父亲强烈，因为娶了汉党首领、领议政金堉的孙女为妻（明圣王后），政治观点偏向汉党。自古党争最是无情，虽然山党和汉党同属西人党，却渐渐水火不容。因为孝宗是在兄长昭显世子死后继承的王位，宋时烈为首的山党大臣主张将孝宗按庶子继后来处理，仁祖遗孀慈懿大王大妃赵氏（庄烈王后）为孝宗行期年服(一年)便可；与汉党结成政治同盟、互相提携的南人党趁机发难，发起“礼讼”。南人党首领许穆、尹鑴、尹善道等认为应将孝宗视为嫡长子，大妃行齐衰之服（三年）。其中尤以做过孝宗老师的尹善道言辞最为激烈，上升到“天地之尊卑、宗社之存亡”的程度。
久经政治风雨的宋时烈立即明白，政治大风暴来了。表面上看，争的只是服几年丧的小事，实际上争的却是孝宗继位的正统性和哪个党派能掌握朝鲜大权。宋时烈的师傅金集与昭显世子关系密切，因而山党无法承认孝宗的嫡长子身份。这也是孝宗为什么执政九年、根基巩固后才开始重用山党的原因。作为孝宗的老师，宋时烈对孝宗是有感情的，但作为党魁，他却不能心软，亲自为孝宗撰写志文，认为既然有昭显世子存在，那么孝宗就是“体而不正”（虽然继承王统，但不是嫡长子），应视为庶子，主张慈懿大妃为孝宗行期年服。又联合大多数西人党官员，指责尹善道“假托论礼，用意阴凶”，要求从严惩处。由于西人党势大，再加上《经国大典》（即“国制”）规定无论长子、众子之丧，母亲皆行期年服，显宗决定采取西人党的主张，但考虑到尹善道是孝宗的师傅，减死发配三水郡。这场礼讼以宋时烈为首的西人党胜利而告终，但也让年轻的显宗对西人党产生了疑忌，毕竟说自己的父亲不是嫡长子，等于是说自己得位不正，开始逐渐起用许积等南人出身的官员。南人党也与西人党中的汉党结成政治同盟，共同抗衡山党。(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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